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乡镇志是地方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记载一乡一镇范围内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著述。近日，由上海通志馆编纂的《中国新编乡镇志书目提要(上海通志馆藏)》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上海通志馆方面表示，这是全国第一部系统整理新编乡镇志书目提要。
乡镇志编修较府、州、县志晚，据《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记载，始修于宋，已知共4种，分布于今江浙两省，流传下来的只有常棠的《澉水志》（澉水属今浙江海盐县）。元代1种，属浙江。明代53种，今存16种，分布于江浙、福建、江西、山东和广东。清代318种，今存208种，分布地区扩至安徽、台湾、湖南、湖北等省。民国时期66种，现存54种。在全国首轮新编社会主义新方志工作期间，各地编写出了一大批乡镇志。全国第二轮新编社会主义新方志工作启动后，有些省市在三级志书出版后，积极组织编修乡镇志。乡镇志编修在全国渐成趋势，成果颇丰。
上海通志馆史志研发部主任吕志伟告诉记者，镇志、村志虽属小志，但意义却不小，特别是在当前国家全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镇志、村志的作用更显重要。“在经济快速发展中，我国的乡镇、村庄经历着急剧的变迁，乡土文化弱化问题日益凸显，乡土文化所特有的内涵、价值体系在城市化过程中受到了严重的挑战。通过编修乡镇志、村志，让乡土文化回归并为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提供动力，让农耕文化的优秀菁华成为建构乡村文明的底色，为切实提升一个地方的文化自信提供重要支撑，可以传承历史文明，让历史文明薪火相传，永不断章。”
但另一方面，长久以来地方志书目的编录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此前还没有一本专门的新编乡镇志书目提要著作。吕志伟表示，将新编乡镇志进行目录学上的总结，对于乡镇志利用、保存文化遗产以及促进方志学本身的进一步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有利于方志利用。中国社会主义新编方志以来，全国各地编成乡镇志达数千种之多，可称汗牛充栋、浩如烟海。面对如此浩繁的社会主义新编乡镇志，如何使用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编制方志目录和提要。这是对乡镇志进行整理和利用的先决条件。
其次有利于保存文化遗产。“我们今天编修的社会主义新方志不论从数量上、种类上还是志书本身的信息量及内在质量上都超过旧志。但是，存在重编轻藏的问题。如果不加强对以往所取得的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一些乡镇志就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被淡忘、湮没和遗弃。”在编辑《中国新编乡镇志书目提要(上海通志馆藏)》一书时，吕志伟对此深有感触，“编修各地乡镇志过程中，不少单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是，成稿草草印行出版，发行量十分有限，很多都是内部出版，且分藏于个人手中，还有的单位限于财力或别的原因，编就的志书未及印行，仅存稿本或抄本。因此，编目工作亟须进行，时不我待。”
此外是促进方志学发展。吕志伟说，目录学是门径之学，只有摸清门路，才能探源取宝。方志目录学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必然对社会主义新方志学的建立产生积极的影响。根据新方志的编纂特点及新志分布的特点来看，各省、市、县均设立了相对稳定的修志常设机构，修完新志马上续修，代代相因已成定局。凭借着对编志的熟悉，对志书分布的了解和对新志的收藏优势，编辑新志目录的重任自然落在了方志工作者的肩上。“所以，编修新志的同时不忘记总结、梳理，及时编辑方志书目和提要，更好地发挥志书的作用，这是方志界同仁责无旁贷的。”
在编辑书目提要的过程中，编辑团队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很难把全国新编乡镇志书目收齐且不遗漏。“省、市、县三级志书一般不会漏收，但三级以外的乡镇志则很难保证巨细无遗，尤其是为数不少的稿本、写本、抄本、油印本、打印本等，这些从编目的角度看则尤其珍贵。”吕志伟称，他们也是通过兄弟省市修志机构、图书馆、出版社、方志数据库等多种途径，作全面细致地排查摸底工作，力争做到不遗漏。
2021年是上海通志馆开馆第89年，馆内中国新方志馆藏量颇具规模。2003年初，上海通志馆组织本馆编研人员编写了《中国新方志5000种书目提要（上海通志馆藏）》；2004年至2014年，上海通志馆新增收了5000多种新方志。在2003年版的基础上，上海通志馆将新增方志提要融合原有5000种方志集结成《中国新方志10000种书目提要（上海通志馆藏）》，主要收录全国新编三级志书,方便读者查阅各地方志。
